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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的生平作品成就

副标题:陈衍  分类:【诗人作者】  关注:0次  分享到:


本文是陈衍生平简介作品成就等内容,主要内容为字叔伊,号石遗近代,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十一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等

近代陈衍简介

陈衍 姓名:陈衍 名号:字叔伊,号石遗
性别民族:男- 朝代:近代
籍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生卒:1856--1937
评价或成就:
作品: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

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光绪八年(1882)中举。

十一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

十七年,旅居上海。

二十四年,入张之洞幕。

从日本人河濑如侗学日语、经济学、数学。

编《商务》杂志,译日本著作。

著《戊戌变法榷议》,主张各省设陆军学堂,实行印花税,发展农业,翻译西方著作。

二十七年,著《货币论》,译日本《商律》。

次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

三十三年,任官报局总编、学部主事。

宣统二年(1910),与赵熙等在北京结诗社。

1913年回乡结秋社。

晚年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在家乡组织说诗社。

论诗史创“三元”说,即以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宪宗元和时期与宋哲宗元祐时期为诗史上的三个高潮,以“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为诗史上的两大派别。

论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倡非功利主义。

以为诗歌是荒寒之路,无关乎利禄。

论诗歌风格往往折衷诸说。

以提倡“同光体”诗派与评论诗歌而著称于世。

诗多为纪游、写景之作,亦有咏史与怀古之作。

虽提倡“同光体”,推尊郑孝胥、沈曾植,己诗却平实质朴,极少用典。

潘飞声曰:“石遗诗思新意远,非近日墨守宋派,务为艰涩者所能道”(《在山泉诗话》卷四)。

李肖聃曰:“石遗论诗甚精,而自为诗则拘于才气,而以格律自苦”(《星庐笔记》)。

著有《石遗室诗》三卷、补遗一卷、《石遗室诗续集》六卷、《石遗室文集》一二卷、《石遗室诗话》三二卷等。

并编有《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等。

生平事迹见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等。


陈衍中国近代诗论家及诗人。

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1882年中举后,即在各地教学、参幕。

居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幕府最久。

1898年春入京时,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著《戊戌变法榷议》十条。

不久,即被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

1907年调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

1910年春,在京与诗友结诗社,历时年余。

清亡后,往来南北讲学、著书,曾执教厦门大学。

除此前完成的《元诗纪事》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有《石遗室诗话》、《福建通志》、《闽侯县志》、《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辽诗纪事》与《金诗纪事》。

晚年寓居苏州,与章炳麟等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生平著作尚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等。

陈衍一生致力于诗歌研究,而对于诗坛影响最大的,便是鼓吹学宋的“同光体”诗歌。

这标志着他的文艺观仍属于旧文学体系,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走的不是一条路。

他的诗论也带有时代的印记,不过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新风尚,而是晚清这个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衰世气象。

陈衍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近代诗钞·序》称王士祯、沈德潜“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而己身处乱世,“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故名此期诗为“变风变雅”。

“同光体”诗的“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重刻晚翠轩诗叙》),或如其所标榜的“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何心与诗叙》),正是“变风变雅”的典型表征。

在对于诗与诗人的定义上,陈衍同样表现出一种冷落的心境。

他认为,诗是“寂者之事”:“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

”(《何心与诗叙》)因此,他把诗歌创作看成十分清高的事业。

这种说法从积极的一面说,是肯定了诗人的独立性,而其消极意义,则表现在容易产生脱离现实的倾向。

陈衍反对“文必载道,非是,不作可也”的旧说,对《左传》所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事也有新解,以为“德、功,非言莫传也”(《复赵尧生书》),充分肯定了文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崇高价值。

然而他又从否定“以道自命”进而要求文学放弃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反映与干预。

陈衍本人作诗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

”(《杂感十七首》之四)对于倾吐忧国忧民之忱的“诗史”、“讽喻”一类作品,他也颇有微词。

不只陈衍,“同光体”诗派的诗人、诗作也大多缺乏现实感,寄情山水之外,便是埋头书卷,创作路径很狭窄。

而以学问语入诗、从书本中找诗料,更是“同光体”诗派的突出特点。

陈衍论诗也极为重视诗人的学术修养,以致把有无学问看作能否开口吟诗的先决条件。

他抓住南宋诗论家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话大作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

”(《瘿唵诗叙》)重心显然落在后者。

因此,他才会推许“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近代诗钞·序》)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把读书视为济诗之穷的重要法宝。

陈衍所宣扬的“同光体”明显带有复古的色彩,不过,在其诗说中,仍时时作变化出新之论。

如曰:“然事物之理日出而无穷,体会之神日入以无厚,古人所未及知、未及言也,善言者最古人所以言之法,弃取变化而言之,则生古人后之幸耳。

”(《复赵尧生书》)但实际上,陈衍更注重细致入微的感受与表达方式的翻新,其《石遗室诗话》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同光体”诗派只可能与古人声貌略有不同,却并无实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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