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蔡东藩简介

	姓名：蔡东藩	名号：名郕，字椿寿
	性别民族：男-	朝代：近代
	籍贯：萧山临浦镇人	生卒：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
	评价或成就：
	作品：《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

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

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

光绪十七年(1891)14岁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

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

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

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

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

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

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

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写作历程

1915年到1916年间，蔡东藩写了《清史通俗演义》。

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

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

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

几为鄙人所不及料。

”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

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蔡东藩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

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蔡东藩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

“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

“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

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

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

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

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

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

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

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

”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

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

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

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

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

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

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

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

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

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

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

”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

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

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

”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

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

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

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

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作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

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

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十一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

二、元史。

三、明史。

四、民国史。

五、宋史。

六、唐史。

七、五代史。

八、南北史。

九、两晋史。

十，前汉史。

十一、后汉史。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

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

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

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

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

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蔡东藩作了增订。

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

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

因为《元史》过于简单。

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

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

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

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

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

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

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

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

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

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

二、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

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

”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

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

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

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

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

”蔡东藩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

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

”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

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

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

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

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

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

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

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

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

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

”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

”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

蔡东藩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

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

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

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

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

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

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

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蔡东藩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

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

你蔡东藩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

”我又劝你蔡东藩，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蔡东藩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

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蔡东藩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

这卢冀野甚至连蔡东藩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

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

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

条子里写的是对蔡东藩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

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

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

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

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

……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

”“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

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

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

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

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

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

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

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

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

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

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

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

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

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

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

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

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

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